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专门撰写了《刺客列传》散户配资股票，记录了先秦时期五位刺客的传奇事迹：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与荆轲。 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巨著，司马迁能单独为刺客们作传，实属罕见。后世各朝史书中，很少见到类似专篇记载刺客的情形。让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五位刺客的传奇经历：
曹沫——两国谈判，劫持对方国君 若单从刺客身份来看，曹沫更像是政治家而非刺客。他是鲁国人，被鲁公任命为将军，率军迎战齐国。然而三战皆败，鲁国君心生怯意，急于商议割地求和。齐桓公答应在柯地会盟，正当鲁公与齐桓公即将签下屈辱协议之际，曹沫手执匕首，突然冲向齐桓公，将其劫持。桓公惊恐之下不敢反抗，问：“你想怎样？”曹沫直言：“齐强鲁弱，您恃强凌弱太过分，大王认为该怎么办呢？”桓公被迫归还鲁国被侵夺的土地。曹沫确认承诺后，扔下匕首，面色如常地返回群臣之中，言辞依旧平静。桓公愤恨不已，欲毁约，被管仲劝止。曹沫三战所失之地，几乎未费一兵一卒便全数收回。 专诸——鱼肠剑开吴王阖闾时代 若不当刺客，专诸恐怕会是一位好厨子。他既怕妻子，又与伍子胥是至交，正是伍子胥推荐专诸给公子光（后来的吴王阖闾）。公子光密谋夺位，意图刺杀在位的吴王僚。公元前515年四月，公子光设宴款待吴王僚，王宫布满卫队，重重关卡几乎封死所有道路。专诸巧妙地将匕首藏入鱼腹，趁机刺杀吴王僚，自己当场被侍卫砍杀成肉酱。公子光趁机掌握权力，为报专诸之恩，吴王阖闾加封其子为上卿。豫让——士为知己者死 豫让是晋国人，仕途屡遭挫折，投靠智伯瑶后备受重用。晋阳大战中，韩魏叛变，导致智伯瑶被三家攻杀，智氏几乎灭族。豫让愤而发誓报仇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荣。”他改名冒充罪犯潜入宫廷，试图借整修厕所之机刺杀赵襄子，但未成功。赵襄子见其为故主报仇，乃释放之。豫让仍不死心，乔装潜伏桥下，伺机刺杀，然因赵襄子之马惊跳再次失败。豫让明知难逃，恳求赵襄子允许最后一击：在衣上刺三下后自尽，以无遗憾而终。 聂政——姐弟情深 聂政是屠夫，为人至孝。韩大夫严仲子与相国侠累结怨，潜逃至濮阳，闻聂政侠名，送巨金为其母庆寿，并结为友，求其报仇。聂政守孝三年后，忆恩入韩都阳翟，刺杀侠累，并格杀其侍卫数十人。为避免牵连相貌相似的姐姐，他自毁容貌，挖眼剖腹自尽。其姐闻讯前来认尸，痛哭撞死于弟尸前。荆轲——风萧萧兮易水寒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家喻户晓，其悲壮之情让后人无不动容。 奇怪的是，自秦统一后，史书中对刺客的记载逐渐稀少。这背后原因大致有二： 一是侠以武犯禁，在秦军面前个人行为不堪一击。韩非子在《五蠹》中说：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。”秦国统一天下后，集体式军事素养令个人侠客行为显得脆弱无力。游侠们虽讲诚信、讲道德、行侠仗义，却在严明军纪的秦汉时代被视为潜在不安定因素，不得不消除或纳入军队统辖。 二是统一中央政权不容个人英雄主义存在。战国时期的“战国四君子”以豢养门客闻名，这些门客为主公效力，而非国家服务。天下一统后，封建君王绝不允许这种私人效力存在。游侠凭个人勇武和道德号召力结交豪杰，甚至能左右地方事务，挑战官府权威，这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。因此，秦汉之后，史书中少见个人侠客行为的记载，多留于市井小说。然而，这并未阻碍后世对古代侠义精神的想象。在武侠文化盛行的时代，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游刃有余的大侠风采：兼济天下，仁爱百姓散户配资股票，甚至可与封建帝王平起平坐，可谓真正的“侠之大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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